吳桐、王龍 鏈政經濟：區塊鏈和政務系統的融合

引言

2019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區塊鏈技術發展現狀和趨勢進行第十八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學習時強調，要探索利用區塊鏈數據共享模式，實現政務數據跨部門、跨區域共同維護和利用，促進業務協同辦理，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為人民群衆帶來更好的政務服務體驗。隨後召开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凸顯了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性和緊迫性。2021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推動智能合約、共識算法、加密算法、分布式系統等區塊鏈技術創新，以聯盟鏈為重點發展區塊鏈服務平臺和金融科技、供應鏈管理、政務服務等領域應用方案，完善監管機制。”

區塊鏈作為內嵌經濟和治理元素的復合型技術，其發展與多個學科息息相關。在區塊鏈發展早期階段，公有鏈中所有節點都參與記账，分布式账本完全公开可查詢，所有節點可自由進入和退出，因此往往被冠以“去中心化”之名。但隨着社會對區塊鏈的理解加深，當對區塊鏈設有准入門檻和改變記账機制時，其會展現出不同的屬性與特徵：系統只針對特定群體成員和有限第三方，內部指定多個預選節點為記账人，其他接入節點可以參與交易，但不參與記账，這種模式也被稱為“聯盟鏈”，聯盟鏈為改革治理模式、推動協同合作、實現產業規模提供了基礎性的技術架構，也是黨中央力推的區塊鏈落地模式。

基於區塊鏈對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改進的巨大潛力，吳桐（2018）提出“鏈改”體系，主張從思維邏輯、資產形態、組織方式、技術框架四個層面進行鏈改，其中政務領域應用空間巨大。2020年4月國家發改委明確指出，區塊鏈屬於新基建中的信息基礎設施，這為大規模、全方位地推動鏈改奠定了堅實基礎。2020年5月，海南省工信廳發布《關於印發海南省加快區塊鏈產業發展若幹政策措施的通知》，其中《措施》第五條為“推動電子政務鏈改”，標志着鏈改已納入政府工作框架。

以區塊鏈為底層技術的組織結構和管理模式，通過分布式記账、通證激勵、智能合約等要件，為解決信息不對稱、逆向選擇和完善激勵模式等傳統管理難題提供了一條嶄新道路。區塊鏈和政務體系本質上都是信息處理系統，區塊鏈作為數字範式下的信任機器，以聯盟鏈為主的底層架構對於現有政務系統具有較大的改進作用。基於此，本文在分析區塊鏈和政務系統內在契合度的基礎上，提出了“鏈政經濟”這一概念。

區塊鏈和政務系統的內在契合性

區塊鏈和政務系統二者本質上都是信息治理系統，不同之處在於：現代政務系統是以科層制為基本結構、以實現政府職能為根本目的的信息治理系統，這一信息系統在技術和治理理念發展革新的趨勢下不斷完善。政務系統不僅是一項制度性工程，而且是一項技術性實踐。當前在全球範圍內將傳統互聯網與政務系統融合的“數字政府”是政務系統改革成果的集中體現。區塊鏈則是以共識機制為運行規則、以底層代碼為執行保障的信息治理系統，按照治理模式和邏輯不同又衍生出兩種迥異的模式：公有鏈和聯盟鏈。

公有鏈是在算法共識、決策共識和市場共識三者綜合作用下運行的經濟系統，其數據的公开性和透明性以及以代碼為驅動力、避免人為幹擾，為政務系統的廉政高效運行提供了借鑑。聯盟鏈是算法共識和決策共識二者綜合作用下運行的經濟系統，开放的聯盟鏈框架對政務系統有極高的適用度，解決了政治經濟學範式下技術自治的困境，在理念上契合了民主集中制，實現了制度因素和技術因素的有效結合。

區塊鏈的治理模式

區塊鏈的治理模式依托於其數據結構和各構成要件：區塊鏈由鏈式結構的全息數據區塊構成，以P2P的方式形成了分布式的記账、存儲、傳播和驗證機制；運行基於代碼的共識算法進行；將經濟激勵因素集成到區塊鏈經濟系統中，以激勵其參與者开發、創建新區塊和維護系統的運行；依托智能合約實現合約層的腳本運行，通過機器信任重塑商業邏輯和社會治理。

具體而言，公有鏈和聯盟鏈的治理結構表現出較大差異。公有鏈是市場化程度非常高的一種治理結構，任何節點都可以按照既定規則讀取數據、發送交易和確認交易，但所有節點都直接參與的民主形式效率過低、缺乏秩序、易致混亂，全球抗擊新冠疫情的經驗教訓已經證明了秩序的重要性。聯盟鏈通過預設記账節點和參與群體，更好地兼顧了民主和集中、集約和开放、人的智能和機器的智能，也成為我國區塊鏈應用落地的主要模式。

聯盟鏈與公鏈間的差異主要有: 第一，公有鏈結果形成和反饋機制更加動態化和復雜化，算法共識、決策共識和市場共識處於一個動態反饋和博弈的狀態中。聯盟鏈則是預先設定好激勵機制，當然各記账節點可通過協商後修改激勵機制。

第二，聯盟鏈節點間的信任機制是通過鏈下契約實現相互制衡，對通過各種共識機制來防範攻擊依賴較低。一般而言，聯盟鏈參與者之間通常已存在信任基礎，以商業為核心紐帶鏈接的聯盟鏈，其參與者大多數是上下遊企業或同行；以政務為核心紐帶鏈接的聯盟鏈，其參與者則是不同領域的監管部門。

第三，聯盟鏈通常是先產生共識再將結果寫入區塊鏈，不會產生分叉的情況。公有鏈由於節點數量較多、涉及巨大經濟利益、具有較大的文化和理念差異，在演化過程中往往會形成不可調和的矛盾，進而出現分叉現象。

政務系統的演進趨勢

政務體系這一治理系統有兩個核心的要素——財權和事權，事權代表着治理系統的職能，而財權代表着實現職能的資源分配。不管是事權還是財權都要受信息的指導和引領，其效果又會生成信息對系統職能進行反饋。因此，信息在治理系統中起着基礎性的作用。

根據治理和組織形式的不同，人類社會組織方式可分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在原始社會，生產力較為落後，人群通過血緣關系以部落的形式聚集，規模較小，部落首領掌握部落權力，距離大規模的社會組織相去甚遠。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組織方式基本是氏族貴族統治和封建貴族統治，這是一種化整為零的管理方式，因政治形態不發達，管理能力有限，面對大面積的國土和居民，只能有這種方式來組織管理，但二者間具有本質區別。

我國古代分別經歷了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奴隸社會的代表性政務體系是周朝的分封制。分封制的邏輯類似於區塊鏈分片，囿於信息處理能力較弱，周天子難以對廣袤土地上的事務直接管轄，於是分給諸侯進行管理。但這種方式到後期帶來很多弊端，封地發展壯大後，容易不聽號令、相互徵伐，導致社會動蕩。

封建社會信息處理結構和方式較奴隸社會已發生較大改變。中央政府選拔任用有能力的官僚來代替世襲的貴族進行統治，地方官僚所轄區域並非其封地，而是帝王私產，產權結構的變化改變了信息處理方式，這是歷史一大進步，但封建社會的官僚體系也存在固有弊端。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僚職位不能像分封制下的諸侯一樣世襲，直接對中央負責，因此其決策函數將完全依據中央政府的喜好與判斷。事實上，中央對於該地掌握的信息遠不如地方，所以地方決策函數很可能不是根據當地客觀情況制定的。

中國封建社會信息處理結構的演變史有兩條明顯的趨勢，一條是中央的信息處理結構演變歷程：秦（三公九卿制）——西漢（中外朝制）——魏晉南北朝（三長制）——隋唐（三省六部制）——宋（二府三司制）——元（中書省制）——明（廢宰相，設內閣、司禮監）——清（南書房、軍機處）；另一條是地方的信息處理結構演變歷程：秦（郡縣制）——西漢（推恩令、刺史制）——唐（節度使）——宋（收精兵、文官制）——元（行省制）——明清（廢行中書省、設三司）。

中國古代中央和地方政府信息處理結構演變歷程反映了兩個趨勢：第一，強化核心信息處理的集中性，不斷減少信息處理的層級。第二，加強直屬於中心的監察機構，以提高信息處理的效率和最高信息處理權的密集度。政務系統每天有大量事務需要處理，不能高效處理信息的政務系統必將崩潰。在技術手段沒有突破性進展的情況下，強化核心信息處理的集中性，不斷減少信息處理的層級是必然發展趨勢。此外，封建官僚總是希望將自己的職責最小化，而將收益最大化，這是由人性所決定的。要防止這一弊端，就必須要對官僚進行監督。這也是呂思勉提出的“嚴以察吏，寬以馭民”。

但有了監察並不能解決封建政務系統的所有問題，監察官員過多會影響政務系統信息處理效率，導致“治官之官日多，治民之官日少”。另外，監察過於嚴苛，官員動輒得咎，則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政務體系就會失去效率。兩個趨勢內生的矛盾也導致了封建政務系統的不穩定性，對政務系統的駕馭則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君主的個人能力，這也就是韓非子提出的“明君治吏不治民”。依托君主個人能力平衡政務系統的效率和監察問題使得封建王朝陷入“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興亡周期率中，這也長期地禁錮了我國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

西方國家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後，政務體系本質上為發展資本主義服務，以馬克斯·韋伯的科層制為基礎，建立了資本主義政務系統，通過嚴密性、合理性、穩定性的機制設置提高系統的效率和穩定性。資本主義政務系統一方面出臺了各種限制權力的法律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則創立了一套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為資產階級統治辯護，其核心目的是掩蓋資本和勞動日益突出的矛盾——收入分配過度偏向資本。這並非沒有原因。數字化是人類歷史的發展方向，可使經濟活動更加精准，社會分工更加精細，數字作為全球通用的工具，可以有效擴大資源配置的範圍。相對於勞動，資本是更便於數字化的。貨幣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其形式日益數字化，交易和流通成本越來越低，流通範圍越來越大，在更大範圍內提高了社會分工的精細化程度。當政務系統數字化管理能力不足時，則意味着國家治理體系缺失和治理能力赤字。構建強大的數字政務管理體系既是發展社會生產力的要求，也是對社會主義經濟本質的體現。

當前“數字政府”的困境

為適應數字新時代，更好地履行政府職能，提高政務的公开化程度，推進廉政系統建設，我國开啓了以“數字政府”為代表的政務和技術融合進程，並取得了顯著成就，突出表現為政務系統無紙化和電子化的實現。政府既是數字經濟的頂層設計者，也是數字經濟的重要參與者，數據在政府治理中發揮着日益重要的作用。2016年李克強總理指出：“現在我國信息數據資源80%以上掌握在各級政府部門手裏。”同時，政務數據質量較高，具有高權威性、高准確率和高可信度。但是當前“數字政府”也面臨着若幹制約因素：

第一，數據孤島效應顯著，難以形成統一協調的政務體系，割裂較為嚴重，中央無法實時掌握動態變化。各級政府和各職能部門都構建了自己的政務數字化平臺，收集、承載和傳遞本單位信息，但在主觀和客觀上都存在割裂性。主觀上，數據作為各級政府的核心利益所在，各主體分享缺乏主動性。客觀上，各級政府和不同部門的政務數字平臺缺乏統一的規劃和標准，難以構建數據間的直接聯系，而依托於半人工的報備和傳遞。這些影響了中央的掌控全局能力。

第二，數據收集和處理能力缺失，難以確認信息的最終來源。根據互聯網數據中心（IDC）預測，全球數據總量在2020年將達到 44個澤字節(ZB)，我國數據量將佔全球數據總量的18%，這與我國當前的全球人口比重基本一致；而到2025年我國約佔全球數據總量的28%，成為全球數據圈“頂流”。但在供給側，包括政府在內的各相關主體存在數據收集和處理能力缺失，超大規模數據中心全球佔比常年在10%以下。同時，由於數據具有復制傳播成本低、無限備份和復用等特徵，難以確認信息的最終來源，也影響數據的真實性和權威性。

第三，政務公开沒有形成機制化，導致中央和人民群衆監督困難。當前政務公开方式是公开主體依據一定規則向上級政府和人民群衆披露，但實際產生的政務數據可能遠不止於此。信息不對稱給政務公开的監督監管帶來了較大阻礙，公开主體出於本位主義或涉密因素，向社會公开相關數據顧慮重重，人為設立門檻和選擇性公开成為常態。

鏈政經濟的內涵、邏輯與意義

鏈政經濟是將區塊鏈融合於政務系統中，並和市場經濟相互作用形成的綜合生態系統，體現了將科技元素納入治國理政和市場機制的理念。互聯網、區塊鏈等數字技術的發展極大地提高了生產、利用信息和數據的能力，也重塑了價值體系和組織管理方式。鏈政經濟通過將聯盟鏈作為市場和政府運行的底層制度性基礎設施，使得市場和政府既相互融合又互相區分，中央政府作為最高權限節點，實時掌控鏈上所有信息，對所有歷史信息可實現追溯，通過法定數字貨幣（CBDC）對系統內價值進行瞬間轉移，並結合鏈下舉措實現科學、綜合、精准的治理。

鏈政經濟以區塊鏈為底層基礎設施，將政務和市場信息上鏈，構建數字貨幣和數字財政的雙支柱框架，提高微觀主體的市場化程度和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提高系統信息的集成化程度，充分發揮信息和數據的治理功能，有利於降低行政和監管成本，實現廉政政府和智慧政務，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鏈政經濟的內涵和邏輯

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經歷了若幹歷史發展階段後，普遍認同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同時存在，政府與市場是互補關系而不是替代關系，如何解決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則始終重視處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關系。妥善處理市場和政府的關系，避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已成為全球經濟學共同面臨的問題。鏈政經濟將區塊鏈底層技術應用於政府和市場各主體，實現了政府和市場既相互融合又彼此區分。

在政府作為日益重要的市場參與主體的現代經濟金融體系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發揮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傳統範式下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正在走向失效和缺乏協同的困境中。傳統範式下的貨幣政策的失效以及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問題制約國家金融能力的增強。包括人民幣在內的法定貨幣大多都屬於依托主權財政信用發行的信用貨幣，在現代經濟發展和新冠疫情的助推下，貨幣的財政屬性日益增強。鏈政經濟通過構建數字貨幣和數字財政的雙支柱框架，有助於解決現代經濟體系的弊病。

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本質是以人為本，實現每個人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以人為本的經濟發展觀在農業時代和工業時代受制於生產力和認知力，在數字經濟時代由於生產力的大發展、認知水平的提高和生產關系的修復，以人為本的經濟發展觀有望全面實現。新冠疫情成為向數字經濟全面躍遷的加速器，疫情防控常態化下的經濟政策也越來越向以人為本傾斜，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成為“六保”之中的重中之重，穩就業、保民生不僅是當前經濟運行的最主要矛盾，也是未來經濟發展目標的最重要取向。

CBDC是央行基於數字技術發行的、具有貨幣本質屬性的數字貨幣，通過對M0的替代實現貨幣底層的數字化。具體而言：CBDC可極大地降低發行和交易成本，提高M0流通效率和央行貨幣地位。CBDC可實現 M0 全周期的數據記錄和追蹤，實現貨幣的定時、定量、定領域、定用途的精准投放，有利於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防控金融系統性風險。CBDC實現了央行貨幣的數字化和智能化，保障了廣大人民的數據權利，實現信息流和資金流的深度整合，將人的價值作為生產函數和經濟增長函數的重要解釋變量，將充分就業作為貨幣政策的最重要目標，為制定正確的貨幣政策、宏觀審慎政策以及財政政策提供決策依據。此外，我國可有選擇地放开數字人民幣的境外節點權限，推進數字“一帶一路”建設。

數字財政是鏈政經濟的另一支柱，是將稅收、財政支出等全流程以區塊鏈為底層技術納入到鏈政經濟框架中，實現財政行為的自動化、算法化、透明化和智能化。2018年8月深圳區塊鏈電子發票正式上线，在鏈上實現發票申領、开具、查驗、入账、儲存、流轉、報銷及監管。這是數字財政的初期嘗試，但也存在場景有限、碎片化嚴重等問題，距離完全意義上的數字財政仍有較大差距。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數字化技術可以將財政資金提供和公共服務需求進行有效匹配，有利於提高公共服務的效率。此外，數字財政可實現與數字貨幣的深度協調，通過代碼明確雙方權責邊界，實現財政資金的定時、定量、透明支出，推動財政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共同構建數字治理的雙支柱框架。

鏈政經濟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優化不僅在於對於每項政策框架的單一改進，而且在於對兩種政策框架協同效應的加成。鏈政經濟本質上是政務集成化系統，在運營理念、底層架構和實現方式上都對提高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同效應提供了支撐，通過規則算法化實現決策的科學性，同時保留人工幹預的最高權限。

鏈政經濟的重要意義

鏈政經濟作為思維、工具、資產和制度的有機組合，有望成為未來經濟系統的基礎性框架，其重要意義在於將微觀層面的交給市場，同時在宏觀層面提高政府的行政能力、施政效率以及糾錯能力。微觀層面的更加市場化，具體表現為分布式的結構使得微觀信息獲取、決策和運營的分布式進一步增強，對市場反應更加敏捷，更容易實現微觀市場的均衡與出清；在宏觀層面，政府最高權限節點的地位使得系統信息集成化程度提高，在信息和數據日益重要的新經濟時代，信息集成化程度提高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中心節點的權限、效率和彈性的增強，換言之，集權程度和效率的提高。與此同時，信息的獲取與運用在現代治理體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這也意味着政府法理型權威的提高。從體系結構而言，鏈政經濟體系相對於現有體系而言實現了中間層級的減少和扁平化程度的增強，同時中心節點實現整體下沉，更加親民化和接地氣。

總結而言，鏈政經濟具有以下作用：

第一，提高微觀主體的市場化程度，進一步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新冠疫情的爆發成為了人類向數字時代全面躍遷的催化劑，在疫情期間需要保持安全交往距離，數十億人在线上分布式辦公為將經濟最微觀主體從公司縮小為個人提供了全球性實驗。每個人的數字身份日益多樣化，线上分布式辦公比重的提高也將進一步解放勞動力，勞動者可以按照興趣愛好或比較優勢在本職工作之外提供更多輸出。分布式自治組織(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DAO)為自由勞動力協作提供了技術和組織基礎，當CBDC為智能合約提供接口之後，也就成為了事實意義上的智能貨幣。自由勞動力在DAO上獲得的收益可由基於智能合約的CBDC體現。

新冠疫情給企業資產負債表帶來衝擊，現有企業經營模式需要支付固定房租和人力成本，資產負債表衰退加劇企業獲得傳統信貸的難度。將微觀經濟的主體從企業縮小到個人，既是出於對現實考慮，也增加了市場微觀主體的靈活程度。鏈政經濟能更好適應微觀主體的市場化功能發揮。每個節點都可以將重要信息上鏈，降低系統性的搜尋和交易成本。同時，每個行為都可追溯到個人，一旦失信在日後將面臨高昂的交易成本。

第二，提高系統的集成化程度。信息集成化指系統中各子系統和用戶的信息採用統一的標准實現信息共享和完成工作。信息集成應遵循开放性、結構化、先進性和主流化。鏈政經濟的底層框架聯盟鏈契合了信息集成所需要的四個標准。在开放性層面，盡管聯盟鏈相對公有鏈在進入門檻和管控程度層面有所提高，但並不影響用戶使用，反而因用戶對最高監管部門的實名，提高了可信程度和可監管性。

开源的聯盟鏈呈現出的开放性對开發和使用層面的需求完全可以滿足：在使用層面，使用者無需建鏈即可運用區塊鏈，豐富的合約模板和強大的功能組件降低了使用門檻；在开發層面，由分布全國的超級節點構成，面向社會开放節點接入，具備較強的公信力。

結構化是聯盟鏈相對公有鏈的一大優勢。公有鏈在實現對所有人开放，任何節點都可以讀取數據、發送交易、確認交易的同時，也失去了結構化的優勢，所有節點在“質”上都是相同的，區別僅體現在“量”上。聯盟鏈可以通過設置不同權限的節點，實現經濟的結構化，提高經濟系統的復雜度。

從2019开始，區塊鏈在主流化層面已取得長足發展。2019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區塊鏈進行第十八次集體學習， 2020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提出加快新基建進度。2020年4月國家發改委明確將區塊鏈納入新基建框架。

第三，增強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區塊鏈為平衡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界定政府和市場邊界提供了制度性技術設施，集權和分權、市場和政府發揮價值邊界的尺度掌握在中央手中。中央政府是區塊鏈信息——價值集成化系統的最高權限節點，當中央希望增強集權程度時，只需降低不同級別的地方政府的節點權限；當中央政府希望放權給地方時，則可增強不同級別的地方政府的節點權限，但地方政府的行為都會在鏈上留痕，中央政府保持着即時監管權和事後問責權。同時，中央可實現在特定領域內向地方的放權，以實現產業政策。這種邏輯同樣適用於政府和市場邊界的界定。

第四，發揮信息和數據的治理功能。在數字經濟時代，信息和數據的發揮着日益強大的治理功能，成為決策的依據和反饋的結果。2019年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2020年4月黨中央、國務院公布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明確提出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推進政府數據开放共享、提升社會數據資源價值、加強數據資源整合和安全保護。2020年5月全國人大通過的《民法典》就首次將數據和網絡虛擬財產納入保護範圍，賦予數據一定的財產屬性。隨着數字經濟的深入發展，數據的確權、定價和交易機制的完善，數據和貨幣的界限將更加模糊。

鏈政經濟的治理特徵

鏈政經濟對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提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具有重要意義。鏈政經濟的治理特徵與方式適應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總結而言，鏈政經濟具有分級治理、授權准入、物鏈融合、集約开放的治理特徵。分級治理和授權准入與政務系統的層級性相對應，保證了系統的穩定性，同時也保證了涉密信息的安全性；物鏈融合體現了推動資產形態層面鏈改，是實現萬物互聯和萬物上鏈的必由之路；集約开放是鏈政經濟的宏觀特徵和微觀特徵。

分級治理

  分級治理是國家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對政治穩定、經濟運行、社會治理等方面具有重大影響。我國歷史悠久、幅員遼闊、地區差異明顯、正在經歷制度轉型，正確處理分級治理問題具有重要意義，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十九大均突出強調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1991年王滬寧提出了“集分平衡”的央地關系處理原則，認為中國超大的地方和社會是央地關系失衡的一個重要原因，面對失衡，一方面超大社會要走權力下放的道路，另一方面，在權力下放中，要注意集分平衡。

各級政府的相對規模是影響分級治理的關鍵因素。下級政府數量增多，上級政府對單個下級政府的相對力量增強，下級政府對現行秩序的挑战力度變小，違背上級政府意圖的可能性變小，組織效率得以提高。但下級政府數量過多，上級政府信息處理難度加大，有可能帶來組織效率的下降。兩種作用會實現一個相對平衡，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縣的治域相對穩定的原因。

中國央地關系的制度邏輯很多源自超大經濟社會先天存在的強信息不對稱，這構成我國封建歷史循環往復的一個重要原因。第三次工業革命後，人類快速進入數字化時代，傳統意義上的“數字政府”也在此背景下展开。當前以人工智能、區塊鏈等為代表性技術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在全球展开，在大幅提高信息和價值傳遞效率的同時，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影響着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革，也必然帶來政府組織管理方式的變化。以區塊鏈為代表的價值互聯網極大地縮小了信息和價值傳遞的時間，擴展了信息傳遞的內容，豐富了價值的多層次性，這使得央地信息不對稱程度降低，地方上的事情可快速為中央掌握，中央也可以借助數字技術對地方直接施加影響。

鏈政經濟基於技術架構、邏輯理念和運營方式構建了一個健全完善的分級治理體系，在保證每個層級架構相對穩定的情況下，可實現信息和價值的跨級直達，為微觀的基層政府和宏觀的中央政府賦能。具體到我國現實，鏈政經濟為強中央、活基層、減中介提供了思想基礎、技術基礎和運營基礎。

鏈政經濟可通過信息和價值的集成化增強中央集權。鏈政經濟通過將政務系統集成，並為各市場經濟主體上鏈提供基礎設施，其業態越豐富、生態越完整，越有利於中央掌握全局形勢，做出科學精准的判斷。同時，中央可通過CBDC在鏈政經濟系統內實現瞬時、定量、定點的價值轉移，構建信息—價值雙維體系，實現更加強有力的宏觀調控。

鏈政經濟可以實現地方居民行為信息的集成化，使得地方政府得以更好地了解當其居民的訴求，縣級政府的行為在客觀上具備了反映當地居民的需求。同時，政府的行為可在不同層次和架構的聯盟鏈上記錄，為人民和中央的監督監管提供了技術基礎，使得地方政府在主觀上須與中央和人民保持一致。

鏈政經濟在技術和框架上為削減為以地市級為代表的中間層級提供了基礎。我國地級市長期以來處於法理不明確的位置，我國憲法規定：“我國的地方政府分為省、縣、鄉三級。”在交通和技術不發達的情況下，地市級政府可以起到解決省級和縣級政府信息不對稱、提高組織效率、增強治理功效的作用，但也隨之帶來政府規模膨脹、冗員增加、財政負擔加重、市縣爭利的局面。當縣域自主權提高和數字技術治理範式成熟的情況下，取消地市級政府就有必要提上議事日程了。

授權准入

隨着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社會組織的影響力也在逐漸增大。伴隨着時代發展變遷，社會組織日新月異，如何引導社會組織服務經濟發展成為重要問題。在社會治理中，應盡可能地調動各組織積極性，同時對可能帶來的風險予以規避，授權准入就成了務實的機制設計。

聯盟鏈架構保證了授權准入的有效實施：在大多數全民可參與的領域，給予所有社會數據开放權和記账權，從而廣泛調動各社會階層積極性，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在少數具有機密性、需要國家掌控的領域則需通過授權特定機構，實現數據的可得性和記账行為完成。比如，政府可建立機密信息子鏈，在實現政務公开的同時，保障國家安全。歷史已經無數次證明，沒有秩序則難以實現更大範圍、更高質量和更深層次的發展，全球抗擊新冠疫情的現實再次證明了這一規律，授權准入是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制度設計。

物鏈融合

實現物鏈融合是推進區塊鏈大規模應用的關鍵所在。區塊鏈發揮所有功能的基礎在於被執行對象上鏈，上鏈的前提是被執行標的數字化。在區塊鏈發展的前十年歷史中，區塊鏈的應用基本囿於數字貨幣（包括實現支付和清結算等金融功能）和开放式金融的藩籬之中，一個重要原因也在於沒有實現物鏈融合。鏈政經濟具有物鏈融合的特徵，通過區塊鏈和物聯網等技術的深度融合實現萬物互聯和上鏈。

實現物鏈融合有兩個核心要素：第一，物聯網的發展和應用。第二，物聯網數據上鏈的真實性。全球物聯網進入產業落地與監管整治並重階段。在保證上鏈數據的真實性問題上，目前大多數物聯網設備能夠運行哈希算法和公私鑰籤名運算等區塊鏈計算。物聯網數據主要存放在雲上和設備本地，少量結構化數據可以直接寫入區塊鏈，大部分數據以哈希摘要形式上鏈。物聯網設備的安全防護和物聯網—區塊鏈的一體化進程能在很大程度上保障數據源頭的真實性。此外，上下遊、不同環節的物聯網數據上鏈，得以通過互相驗證保障數據上鏈的真實性。

未來隨着物聯網設備數量的進一步增加，物聯網設備之間將發生更為豐富的經濟活動，CBDC也將成為機器間的基礎支付工具，有助於實現機器經濟應用場景，進而全面迎來“數據與數據對話”時代。

集約开放

區塊鏈全息性使之具備集約特徵，以中央為代表的高權限節點掌握鏈上全息，聯盟鏈架構又避免了公有鏈的大量信息冗余，形成了集約化的復雜系統，極大提高了行政和監管效率。

集約化系統最大的潛在風險點在於不开放，從而導致系統日益走向閉塞和滅亡。在區塊鏈領域，如何保持聯盟鏈的开放性成為關乎興衰成敗的大事。鏈政經濟的授權准入和开放性是辯證統一的，授權准入是為了給更高質量的开放提供保障，开放則是為了保障系統的長治久安。鏈政經濟的开放性主要從兩個方面實現：第一，在大多數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的領域不設門檻，各市場主體（包括境外主體）可自由加入退出。第二，各市場主體（包括境外主體）加入時可免費使用基礎設施創建自己的鏈，真正實現“拿來即用、一鍵部署”，為中小企業和社會大衆提供“無需建鏈、連接即用”的全球性網區塊鏈網絡。這既體現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本質，又推進了科技和數字維度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總結

當前區塊鏈在政務系統中的應用已涉及電子發票、數字身份、電子存證、產權登記、電子票據、工商注冊等多個場景。區塊鏈在政務領域的應用不僅需要場景化探索，更需要頂層設計和战略布局，鏈政經濟就是立足數字經濟發展趨勢下的融合區塊鏈和政務系統的頂層設計。鏈政經濟具有分級治理、授權准入、物鏈融合、集約开放的治理特徵，有利於提高微觀主體的市場化程度，提高系統信息的集成化程度，增強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發揮信息和數據的治理功能，助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現社會主義經濟高質量發展。

參考文獻：

[1]張禮卿，吳桐．區塊鏈在金融領域的應用：理論依據、現實困境與破解策略[J]．改革，2019（12）：65-75．

[2]吳桐．區塊鏈共識機制的經濟學分析[J]．廣義虛擬經濟研究，2020（2）：49-58．

[3]吳桐．鏈改：重塑社會結構和經濟格局[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18． 

[4]陳加友．基於區塊鏈技術的去中心化自治組織——核心屬性、演進脈絡與應用前景[J]．改革，2021（3）：134-143．

[5]吳桐．基於區塊鏈的开放式金融的優勢、制約與推進對策[J]．經濟縱橫，2020（2）：91-98．

[6]吳桐，徐雲松，李家騏，丁慶洋．數字貨幣具有穩定的避險性嗎？——基於宏觀經濟金融不確定的視角[J]．金融發展研究，2020（7）：3-12．

[7]吳桐，李銘．區塊鏈金融監管與治理新維度[J]．財經科學，2019（11）：1-11．

[8]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M]．北京：三聯書店，2005．

[9]呂思勉．中國政治思想史[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5．

[10]王春娟．科層制的涵義及結構特徵分析——兼評韋伯的科層制理論[J]．學術交流，2006（5）：56-60．

[11]中國人民銀行成都分行營業管理部課題組．政務數據在金融領域的共享應用[J]．中國金融，2020（9）：63-64．

[12]https://www.idc.com/

[13]姚前．法定數字貨幣的經濟效應分析:理論與實證[J]．國際金融研究，2019（1）：16-27．

[14]裴長洪，劉斌．中國經濟應對當前全球兩大挑战的韌性、潛力與長期趨勢[J]．經濟縱橫，2020（5）：1-18．

[15]吳桐，李家騏，陳夢愉．法定數字貨幣的理論基礎與運行機制[J]．貴州社會科學，2020（3）：127-146．

[16]呂冰洋． “顧炎武方案”與央地關系構建:寓活力於秩序[J]．財貿經濟，2019（10）：50-65．

[17]王滬寧．集分平衡：中央與地方的協同關系[J]．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1（2）：27-36．

[18]吳桐，李銘．區塊鏈金融監管與治理新維度[J]．財經科學，2019（11）：1-11．

[19]吳桐，李家騏，陳夢愉．法定數字貨幣的理論基礎與運行機制[J]．貴州社會科學，2020（3）：139-146．

吳桐：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博士，中國電子商務產業園發展聯盟區塊鏈專委會副主任，數字資產研究院學術技術委員會委員，伏羲智庫研究員，區塊鏈和數字經濟領域知名學者，著有《鏈改：重塑社會結構與經濟格局》、《鏈政經濟：區塊鏈和政務系統的融合》。

王龍：战馬資本創始人，研究方向為开放式金融、數字貨幣和數字經濟。

原文發表於《貴州社會科學》（CSSCI）2021年第5期（5月），《貴州社會科學》是全國中文核心期刊、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貴州省一級期刊等

鄭重聲明：本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轉載文章僅為傳播信息之目的，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如有侵權行為，請第一時間聯絡我們修改或刪除，多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