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Orayaki 奧斯特羅姆：公共事務的治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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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進展：DAO Committee 4/7 通過

賞金總量：200 USDC

研究種類：DAO, Elinor Ostrom, Governing the Commons, Collective Action

原文作者:  Elinor Ostrom

貢獻者：Dewei, DAOctor @DAOrayaki

埃莉諾·奧斯特羅姆是公共經濟學研究和公共選擇學派的創始人之一，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政治學教授。奧斯特羅姆2009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這是歷史上第一個政治學教授獲得該獎項的女性。其著作《公共事務的治理之道:集體行動制度的演進》通過對各種成敗案例的實證考察，首次系統地總結了人們用以分析公共事物解決之道的理論模型，並從博奔的角度探索了政府與市場之外的自主治理公共資源的可能。《公共事務的治理之道:集體行動制度的演進》是奧斯特羅姆的代表作，是新制度主義學派的代表作，也是战後引證率最高的四部政治學著作之一。

奧斯特羅姆，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如何利用認識科學中的研究成果建立可行的模型，以探討和解釋人類在不同制度安排下的選擇問題；

各種制度如何產生幫助個體進行決策的信息；

在不同方式的集體決策過程中存在哪些偏差和調整；

在各種制度架構中的互動過程裏，不同的偏好是如何被放大和修正的。

奧斯特羅姆的公共事務治理之道的理論模型，也為DAO的有效實施，提供了可借鑑的思路及實現路徑。因此，在上一期分析了《自動化奧斯特羅姆（Ostrom）以實現有效的DAO管理》之後，本期，我們對奧斯特羅姆的代表作《公共事務的治理之道:集體行動制度的演進》，做一個重點剖析。

《公共事務的治理之道:集體行動制度的演進》一書的目標：

1、對已經運用於許多自然資源治理政策分析的基礎進行評判；

2、列舉治理和管理這些資源的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實例；

3、着手开發更好的理論工具，以清晰的了解為管制許多不同類型的資源而設計的自主治理制度安排的潛能和局限性；

作者在寫作本書時，採取的方式是，首先描述經常用來為政府或市場解決方案提供根據的三個模型；然後，對這三個模型提出一些理論上的和經驗上的替代選擇，以具體說明在國家和市場之外存在的各種解決方法；最後，用制度分析的方法解釋不同社區中的人們是如何形成公地治理的不同方法的。

第一章：公地治理之反思

本章介紹了三個模型：

1公地悲劇：在一個信奉公地自由使用的社會裏，每個人趨之若鶩地追求他自己的最佳利益；毀滅就是所有人的目的。

過渡砍伐的森林、過渡捕撈的漁業資源及污染嚴重的河流和空氣，都是“公地悲劇”的例子。 

這是一個悲劇。每個人都被鎖定到一個系統。這個系統迫使在一個有限的世界中無節制地增加他自己的利益。

2 囚徒困境博弈:僅在一次博弈的情況下，個體會不遺余力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結果是對於集體來說並不能實現帕累托最優狀態。

對於囚犯個人的最優選擇是背叛對方；而對囚犯 總體來說，最優選擇是合作。個體理性的策略導致集體非理性的結局這一悖論， 對理性的人類能夠取得理性的結果這一基本信念 構成了挑战。

3 集體行動的邏輯：個人理性不是實現集體理性的充分條件，理性的個人在實現集體目的時往往存在搭便車的傾向。

群體理論認為：具有共同利益的個人會自愿地為促進他們共同利益而行動。也就是說，如果某一群體的成員有共同的利益或目標，並且如果這一目標的實現會使所有群體成員的境況都比過去更好，那么他們就將為這一目標的實現而行動。 奧爾森認為：除非一個群體中人數相當少，或者除非存在着強制或其他某種特別手段，促使個人為他們的共同利益行動， 否則理性的、尋求自身利益的個人將不會為實現他們共同的或群體的利益而採取行動。

這些模型的核心問題都是“搭便車”問題。

1. 任何時候，一個人只要不被排斥在分享有他人努力所帶來的利益之外，就沒有動力為共同的利益作貢獻，而只會選擇做一個搭便車者。如果所有的參與人都選擇搭便車，就不會產生集體利益。

2. 如果一些人供給物品而一些人搭便車，就會使集體利益的供給達不到最優

當前的政策方案：

1)以利維坦為“唯一方案”實行集中控制。假定：信息准確、監督能力強、制裁可靠有效行、政費用為零。難處：現實中幾乎不存在上述假定的情況。

2)以私有化為“唯一方案”實行 私有財產權制度。假定：公共資源具有同質性。難處：自發性、盲目性、滯後性，且對公池資源進行產權界定比較困難。

無論中央集權的倡導者還是私有化的倡導者，都把制度的變遷必須來自外部並強加給受它影響的個人，作為中心的信條。但是，盡管他們對“國家”在為提高效率而變更制度方面所具有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上看法是一致的，他們建議的制度變遷方法仍有很大的差別。

現有制度要么是私有的要么是公共的，或者不是“市場的”就是“國家的”。許多成功的公共池塘資源制度，衝破了僵化的分類，成為“有私有特徵”的制度和“有公有特徵”的制度的各種混合。

一個競爭性的市場——作為私有制度的象徵，它本身是一 種公共物品。一旦形成了一個競爭性市場，個人不管是否為市場的創建和維持支付過代價，都可以自由使用。沒有各種公共制度作為支持的基礎，任何市場都不能長期存在 下去，在現實場景中，公共的和私有的制度經常是相互啮合和相互依存，而不是存在於相互隔絕的世界裏。

替代方案的選擇

理論的替代解決方案：從建立第五種博弈模型解決公地困境博弈問題——自籌資金的合約實施博弈；

經驗性替代解決方案：土耳其阿蘭亞的參與人自行設計的解決方案；

由此，作者認為沒有徹底的私有化，沒有完全的政府權力的控制，公池資源的使用者可以通過自籌資金來制定並實施有效使用公池資源的合約。

但同時，作者提出自籌資金的合約博弈不是萬應靈藥。這樣的制度安排 在許多場景中都有不少弱點：牧人可能高估或低估草場的負載能力；他們自己的監督制度可能出現故障；外來的執行人存在食言現象等。

挑战：

這表明，理論模型可能在特定的情況下是有效的，但是未必一定能夠提供理想的政策選擇方案。

大量的經驗性個案研究表明，實際的制度安排，要比任何簡單的博弈結構要復雜。這說明政策分析家除了要進行理論思考以外，還需要以認真細致的經驗研究為基礎。

作者希望這一研究將對發展由經驗支持的自主組織和自主治理的集體行動理論做出貢獻。特色是把許多“新制度主義學者使用的策略與由生物學家為促進從理論上更好理解生物世界而开展的經驗研究中所採用的策略結合起來。（制度分析與經驗研究相結合）

作者把公池資源的類型進行限制，同時對案例選擇進行甄別。

第二章：公共池塘資源中自主組織和自主治理的制度方法

主要內容：分析一群相互依賴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組織起來、進行自主治理，從而能夠在所有人都面對搭便車、規避責任或其他機會主義行為誘惑的情況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

主要目的：界定什么是公共池塘資源；作者如何看待在復雜和不確定的公共池塘資源環境中的個人行為；如何通過組織避免獨立行動的不利後果。

什么是公共池塘資源：

1）一個自然的或人造的資源系統，這個系統之大，使得排斥因使用資源而獲益的潛在受益者的成本很高。

2）存在很多定義：資源系統和資源單位：佔用者和使用者：提供者和生產者

3）公池資源與集體物品區別：佔用公池資源單位的實際過程可由多個佔用者同時進行，資源單位不可同時使用、可分； 純粹的公益物品可同時使用、不可分；

公共池塘資源的情境：

復雜而不確定情境中的理性佔用者—就公池資源問題採取集體行動是不確定的、復雜的事情（外部來源和內部淵源）—個人如何對未來收益進行貼現取決於若幹因素（佔用者類型，佔用者所處的自然和經濟保障程度，所共有的一般規範）—行為規範影響認識和評價替代方案的方式 —機會主義行為普遍存在 —共享規範+內在規範（權變策略）—個人選擇的內心世界。

影響理性個人策略選擇有四個內部變量：

預期收益、預期成本、內在規範和貼現率

1、人們選擇的策略會共同在外部世界產生結果， 並影響對行動收益和成本的未來預期；

2、個人所具有的內在規範的類型受所處特定環境中其他人的共有規範的影響；

3、內部貼現率也受個人在任何特定的外部環境中所擁有的機會的影響。

由於內部、內心、主觀的變量難以測量，因此用可觀察的變量去驗證理論。因此，本文分析考察的是最可能影響人們策略選擇的環境變量的組合以及這些環境變量是怎么發生的。

公池資源佔用者生活的關鍵事實是，只要他們繼續合用同一個公池資源，他們就處於相互依存的聯系中。如果佔用者獨立行動，他們獲得的淨收益總和通常會低於如果他們以某種方式協調他們的策略所獲得的收益。公池資源佔用者所面臨的問題是一個組織問題：如何把佔用者獨立行動的情形改變為佔用者集體行動。

企業理論

按照企業理論，企業家認識到人們存在潛在的相互依存關系，就有機會增加成本，該企業家就會與參與者進行合約式協商，參與者成為代理人，企業界給予代理人很高的激勵和監督，形成自愿的私人組織。 

國家理論

統治者認識到通過組織一些活動可以收獲大的利益，統治者以嚴厲的制裁相威脅，從資源所有者那裏獲得稅收、勞動或其他資源，像企業家一樣得到剩余。

三個難題：供給、承諾和監督：

企業理論和國家理論能夠解決這些問題，但沒有類似的理論說明一群個人進行自主組織的機制如何解決供給、承諾和監督問題。

1、新制度的供給問題：即制定一套新的規則。貝茨認為，通過建立信任和社區觀念可以解決新制度供給問題。

2、可信承諾問題：當違背規則帶來的收益如果大於遵守承諾帶來的收益，佔用者往往會違反承諾。外部強制一般作為解決承諾問題的方案，但自主組織沒有 外部強制，因此需要激勵自己或（代理人）去監督人們的活動、實施制裁，以 保持對規則的遵守。

3、相互監督問題：在集體行動理論的限制下，一組委托人如何才能對遵守規則的情況進行互相監督是困難的，監督也存在着搭便車行為。因此，可以通過自主設計治理規則、相互監督加強和增加權變承諾來實施。

調查框架：

集體行動問題的學者提出的假設具有局限性：

1、囚犯困境博弈始終是基本的結構；

2、一個層次的分析就已足夠；

本研究所遵循的假設：

1）公池資源的佔用者面臨的博弈結構並非是單一的囚徒困境博弈結構，同時面臨各種佔用問題和 提供問題，這些問題的結構取決於基本參數的值，並因場景不同而不同；

2）現有的集體行動行為一般只着眼於操作層次的分析，實際上佔用者必須兼顧分析的領域和層次。

1、佔用問題和提供問題

1）佔用問題：如何配置固定的、時間獨立的資源單位量，以避免租金散失，減少不確定性和權利分配中的矛盾。佔用問題考慮的是流量配置，是時間獨立的。

2）提供問題：提供問題的分析集中在對資源本身投資的時間依賴 特徵和效益特徵。提供問題與存量相關，是時間依賴的。

3）佔用問題或提供問題的結構都將取決於自然世界相關變量的特定結構，特定場景所使用的規則以及委托人的態度

2、多層次的分析

傳統對公池資源問題及相關的集體行動的分析，集中於單一層次（操作層次） 分析。在操作層次的分析中，人們假定博弈規則和自然的、技術的約束都是既定的，在分析時間框架內是不會改變的。

作者對公池資源問題採用多層次分析，認為影響操作選擇的規則是在一套集 體選擇的規則中制定的，而後者本身又是在一套憲法選擇的規則中制定的。

實際上，影響集體行動的制度並不只限於操作層次的制度。“通常需要區別長期影響使用公池資源的行為和結果的三個層次的規則。

（1）操作規則：直接影響佔用者有關下述問題的日常決策：何時、何地及如何提取資源單位，誰來監督並如何監督其他人的行動，何種信息必須進行交換，何種信息不能發布， 對行為和結果的不同組合如何進行獎勵或制裁等。（佔用、提供、監督和強制實施的過程發生在操作層析）

（2）集體選擇規則：間接影響操作規則，通常由佔用者及其公務人員或外部當局在就如何管理公池資源制定政策（操作規則）時使用（政策決策的制定、管理和評判的過程發生在集體選擇層次）

（3）憲法選擇規則：通過決定誰具有資格決定用於制定影響集體選擇規則的特殊規則影響操作活動和結果。（憲法決策的規劃設計、治理、評判和修改發生在憲法層次）

公池資源的使用規則並非只有法律上的規則，實際上，非正式的規則，也可能是有效的規則。“缺乏國家的、正式的規制公共池塘資源佔用與提供的法律與缺乏有效的規則並不是等同的。”

第三章：長期存續的自主組織和自主治理公共池塘資源分析

本章的案例（第一類案例）有兩個特點：

1、佔用者已經為控制對公共池塘資源的使用、設計、應用和監督實施了一套自己的規則；

2、資源系統及其相應的制度都已經存續很長時間，並且仍然在正常運轉；

本章的案例討論自主組織的群體如何解決承諾問題和相互監督問題。

本章的結論：承諾和監督在策略上是相連接的，監督不僅對監督者產生了私人利益，也為其他人帶來了共同利益。

長期存續的公池資源制度中所闡述的設計原則：

1、清晰界定邊界：公共池塘資源本身的邊界必須予以明確規定，有權從公共池塘資源中提取一定資源單位的個人或家庭也必須予以明確規定。

2、佔用和供應規則與當地條件相一致：規定佔用的時間、地點、技術和（或）資源單位數量的佔用規則，要與當地條件及 所需勞動、物資和（或）資金的供應規則相一致。

3、集體選擇的安排：絕大多數受操作規則影響的個人應該能夠參與對操作規則的修改。

4、監督：積極檢查公共池塘資源狀況和佔用者行為的監督者，或是對佔用者負有責任的人， 或是佔用者本人。

5、分級制裁：違反操作規則的佔用者很可能要受到其他佔用者、有關官員或他們兩者的分級制裁（制裁程度取決於違規的內容和嚴重性）。

6、衝突解決機制：佔用者和他們的官員能夠迅速通過低成本的地方公共論壇，來解決佔用者之間或佔用者和官員之間的衝突。

7、對組織權的最低限度的認可：佔用者設計自己制度的權利不受外部政府威權的挑战。

8、嵌套式企業：將佔用、供應、監督、強制執行、衝突解決和治理活動在一個多層次的嵌套式企業中加以組織。

這些原則是對全球有效公共資源的研究，是對公司和國家之外的大規模人類合作的一個絕妙觀察。盡管大規模應用這些規則可能具有挑战性，但最近的研究表明，區塊鏈技術可以在克服關鍵障礙方面發揮作用，從而使社區能夠管理自己。將信任從個人層面提升到協議層面，為以新的集體行動形式實現共同目標开闢了實驗空間。

設計原則和制度績效：

對以下案例進行分析，如圖所示

瑞士托拜爾高山牧地 ；日本村莊的公共土地；西班牙韋爾塔的灌溉制度；菲律賓桑赫拉的灌溉社群

第四章：制度變遷的分析

本章的案例分析主要涉及制度供給問題。

問題：多少參與者？群體的內部結構如何？創新行動的成本由誰來支付？參與者擁有何種類型的有關他們境況的信息？各種參與者面臨着怎樣的危機和 風險？參與者在制定規則時涉及到何等廣泛的制度背景？

考察對象：大洛杉磯地區南部一系列地下水流域的制度起源（雷蒙德地區，西部流域，中部流域）治理規則的變遷過程。

考察方式：參與內部會議，閱讀內部記錄，採訪參與者。

抽水競賽

背景

在洛杉磯這樣的半幹旱地區，與地面供水系統連接的地下水流域是特別有價值的。首先，與從很遠的地區引水的成本相比，它是廉價高質量水資源。再則，作為用水高峯期供水的自然儲水庫，這一價值非常重大。

而過度抽水或污染可以摧毀地下水流域，在受其影響的人們實行制度變遷前，過度抽取地下水一直威脅着這個地區的全部地下水流域。

水權博弈的邏輯

1、所有權（沿岸權與相關權）VS 佔用者

2、相關權理論和佔用權理論同時存在，導致地下水生產者相對權利的不確定；

3、由於這些流域的开放性，不明確誰能抽取以及抽取多少地下水，兩種壓力鼓勵抽水者採用低效率战略：抽水成本的外部性；策略的外部效應。

4、地下水之上的土地所有者提起訴訟，太早或太遲都有風險。

5、律師對生產者的忠告就是：盡可能多地抽取所需要的水，以後在做辯解。

訴訟博弈

雷蒙德流域的談判：

帕薩迪納是該流域最大的水生產者，抽取了該流域幾乎一半的水量；

於是各方採用“互相約定”這一術語作為談判的基礎。按比例分擔消減後的抽水量，而不再通過法律程序裁定誰享有優先權。

抽水各方通過自主協商，以比通過法律程序解決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成本結束了抽水競賽的局面。

西部流域的談判：

結果：

1、提起訴訟16年之後， 協議遞交給法庭；

2、霍桑市和所有未籤 約者被法庭下令按 協議條款減少地下水的抽取量；

3、訴訟費最多的估計 為300萬美元，10 倍於雷蒙德流域的談判費用；

中部流域的訴訟案：

1、聘用了一家對中部地下水流域很有研究的私人工程公司（避免法庭要求的仲裁程序 而造成的長期拖延和高昂成本）對該流域當前的情形和以往的抽水情況進行調查。

2、在求助法庭之前就要達成何種類型的談判解決方案取得一致意見。佔有79%水權的各方籤署的臨時協議，在提起訴訟後10個月就得到法庭批准。

3、成立地下水管理機構

4、整個訴訟費用約45萬美元。

通過實證案例表述了由於抽水競賽導致地下水資源退化而引起的訴訟博弈，並最終達成一致的制度。由於抽水者受到制約，並且幾乎所有的抽水者都自覺同意水權的初始分配，基本制度被大多數參與者認為是公平的。此外，參與者一 直控制着監督制度，確保這一制度始終是公平的、可靠的、起積極作用的。

企業家博弈

訴訟案留下幾個沒有解決的問題：

1、水生產者一直不愿意把生產量消減到安全线水平；

2、海水沿西部流域漫長的西部邊界和中部流域較短的南部邊界侵蝕地下水；

3、如何對西部流域和中部流域的管理加以界定；

現有公共結構中沒有一個具體解決這些問題的權利或相應的責任；

十二人委員會”討論兩類變革：

1、為了加快對地下水問題的談判；

2、對一個新型行政區的授權；

兩個流域最終通過一系列談判，為解決上面三個問題形成一個提案：成立一個新補水區。

多中心的公共企業博弈

1、在這些案例中，水資源的生產者為擺脫惡劣的抽水競賽，在大量訴訟無法解決問題之後，終於自主地建立了公共企業，對地下水資源進行 適當的管理。

2、補水區只是積極投入該管理項目的6個機構中的一個公共企業。因此，不是以中央政府的授權，而是以多中心的公共企業體系形成了一個非常復雜的管理制度。在多個公共企業的基礎上，終於形成了“多中心 公共企業博弈”的格局。

3、這個體制的總體成本相當低。

4、流域是由一組多中心的、目的明確的政府企業進行管理，而私人水公司和民間生產者協會則積極參與了政府企業的治理活動。

原則的體現

1、通過訴訟，人們明確界定了管理的邊界

2、把這套制度一並考察，可以看到佔用和供應的規則與當地條件相一致

3、民間協會和特別行政區提供了集體選擇的制度安排，大多數抽水者能在 需要時積極參與規則的修訂

4、法庭任命的地下水管理機構具有規則執行情況和地下水狀況的准確信息

5、非正式制裁是溫和的，正式制裁只在必要時使用

6、法庭經常性的司法控制和民間水協會提供了解決衝突的機制

7、加州的法律結構認可抽水者和其他人建立組織的權力，各組織單元又被 置於較大的組織之中

制度供給分析

制度分析學者一般認為：一階困境（抽水競賽）與二階困境（無法提供制度安排）難以克服，但現實表明，加州的抽水者能夠給予制度供給提供大量投入。

民間協會——訴訟費用——特別行政區——時間信息成本

在一個促進型政治體制中漸進、連續和自主轉化的制度變遷

地方自治的政治制度類型有關；制度設施有關；漸進而持續的投資；各個地區的學習；民間性的協會；信息和策略的开放；

重構制度變遷的分析框架

重新考慮將制度供給問題理論化的方法。

1、要考慮到制度的規則及其起源和變遷。

2、把制度供給與制度變革統一在同一個分析框架中，把憲法選擇與集體選擇統一起來思考問題。

第五章：制度失敗和制度脆弱性分析

公共池塘資源治理失敗的制度原因

設計原則和制度績效

第六章：自主組織和自主治理公共池塘資源的分析框架

作者回歸理論分析，認為第一章所介紹的模型並沒有什么錯誤，但這些模型只是一些使用極端假設的特殊模型，而非一般理論。當特定環境接近與模型的原有假設時，這些模型可以成功預測人們所採用的策略及其結果，但當現實環境超出了假設範圍，他們就無法預測結果。

針對本文所研究的規模較小的公共池塘資源，這些模型幾乎排不上用 場。把假定無溝通、無改變規則能力的模型用於規模較小的公池資源情形中，便超出了模型的適用範圍，而超出範圍使用模型所產生的後果是弊大於利。

所以，作者認為要是模型具有更大的適應性，理論家們必須簡化假設。

供給問題、可信承諾問題和相互監督問題

現行的集體行動理論存在着三個問題，這些問題是：

1、沒有反映制度變遷中漸進的和自主轉化的性質；

2、在分析內部變量是如何影響規則的集體供給水平時，沒有注意外部政治制度特徵的重要性；

3、沒有包括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

因此它不適用於小規模公共池塘資源中的制度變遷提供政策分析的基礎。

本書將要建立的不是一個制度供給的特殊模型，而是一個可以用來概括公共池塘資源佔用者在改變他們制度的、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努力中所得出經驗和教訓的框架，以便為政策分析建立更為相關的制度變遷理論。

制度選擇的分析框架

要分析一個制度選擇的環境，需要從人們對未來操作規則進行選擇的角度出發看問題。

個人採用的基本替代方案有兩種：支持繼續執行現有規則；支持改變一條或更多條現有規則；是否能夠實現規則的改變，取決於支持變革的程度和 在制度選擇的環境中所使用的總規則。

個人如何評價預期收益取決於個人所能得到的有關替代規則下的收益（或 損失）的流量與繼續使用現有規則所產生的收益（或損失）的流量相比較 的信息。

有關收益、成本、共有規範和機會的數據都是總和變量，它們影響支持或不支持改變現有規則的個人決策。

制度分析人員只需要確定總和變量的價值，就可以預測個人的策略，但這有三個前提：

1、每一個總和變量都有准確的匯總方法；

2、個人能把有關淨收益和淨成本的信息完全而准確地轉化為預期收益和成本；

3、個人以直截了當的而非策略的方式行事

但是，對於分析人員來說，幾乎沒有現實場景是以這三個條件，甚至其中的一個或兩個條件為特徵的。諸如使用一套替代規則的收益或監督和執行一套規則的成本這些變量，很少以分析人員（或進行制度選擇的人）通過簡單計算便可求解的形式記載下來。因此，在對政策背景進行分析時，必須拋棄總和變量而使用影響總和變量的環境變量。

收益評估

計算制度純粹的收益總和是不可能的，需要確定影響收益評價的環境變量。作者認為，要估價一套制度的總收益，需要確定9個環境變量。

要了解一套制度規則所可能產生的收益，取決於公池資源的客觀條件、當前制度安排所形成的公开信息類型，替代方案提出的規則。

規則改變後是否獲得收益必須通過搜尋、組織和分析才能得到。

成本評估

對共享規範和其他機會的評估

制度變遷的過程

公共池塘資源的環境很少能像競爭市場那樣驅使參與者——甚至生存者——  追求效率，也不存在任何像市場價格那樣的單一變量能作為公共池塘資源環 境中進行理性選擇的基礎。公共池塘資源並不能用單一的觀察變量最大化作為理論策略，一個好的理論態度不是把規則變更的決策視為機械的計算過程， 而是把制度選擇視為對不確定的收益和成本進行有依據的評估過程。

這樣，我們就可以運用社會心理學家的研究成果，來分析人們對成本與收益 的評估偏差。這些偏差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人們對潛在損失的重視程度要高於對潛在收益的重視；

2、當存在資源惡化指標被認同，人們便認同新的規則；

3、規則改革的預期貼現淨收益不大，佔用者不可能為改變規則支付轉換成本；

4、人們對概率進行估計的能力有限；

5、佔用者或其他人設計的特定規則很少包括可用於治理運作環境的全部規則。

還需要注銷每一個制度選擇都可能產生完全不同的利益分配和成 本配置結果。這些制度選擇的分配效應對所有參與者來說都不可 能完全是一樣的，這顯然也影響制度變革的進程。

在制度變遷過程中，當事人自主治理不見得一定會失敗。但是， 如果制度變遷的收益超過成本，當事人也並不一定會自動地拋棄舊制度，選擇新制度。

那么，人們何以選擇具有淨收益的新制度呢？除了特定的環境變量之外，政治制度的性質顯然具有很大的影響。

制度變遷的預測

對社會科學研究的挑战

在結束本書之時，奧斯特羅姆教授進一步分析了理論模型與經驗研究之間的關系。她指出：“理論事業要求社會科學家進行模型的建構，但這並不意味着把理論探索限制在一些特定層次的問題的論述上。我們必須珍視偉大學者以往重要的理論貢獻所提供給我們的分析手段。

通過系統的經驗研究，無疑可以檢驗這些理論的可行性，減少理論模型對復雜的實踐問題的誤導，並進一步推動理論研究的發展。

已有的理論貢獻需要在用理論指導的、實驗室和現實場景的實證研究中，進一步向前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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