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到來：特朗普政府下的美國與世界秩序變遷

2024-11-27 16:11:41

現在，特朗普的右翼團隊在大選中對哈裏斯（Harris）的左翼方案取得決定性勝利，避免了特朗普可能小幅落敗並引發選舉爭議的噩夢局面。隨着一些關鍵任命的公布，一個可能發生的局面开始浮現。我想明確一點，我描繪的圖景旨在盡可能准確地反映情況，而不是帶有好壞的偏見，因為准確性對於做出最佳決策至關重要。

我所看到的當前狀態包括：

1）一場旨在提高政府效率的大規模改造，這將引發內部的政治鬥爭以將這一愿景變為現實；

2）「美國優先」的外交政策，以及為與中國开战的外部准備，因為中國被認為是美國最大的威脅。這種政策與 1930 年代一些國家的做法有相似之處。

特朗普正在挑選一些人來協助他實現這些目標，包括埃隆·馬斯克（Elon Musk）和維韋克·拉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他們將負責新提議的政府效率部；馬特·蓋茨（Matt Gaetz），如果獲得參議院批准，他將擔任司法部長，推動新的治理秩序的法律邊界；小羅伯特·肯尼迪（RFK Jr.），他作為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長將對醫療系統進行徹底改革；以及馬可·魯比奧（Marco Rubio）擔任國務卿，圖爾西·加伯德（Tulsi Gabbard）擔任國家情報總監，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擔任國防部長，他們將領導對抗外國對手的战鬥。此外，還有許多其他人——一些將身處政府內部，一些將作為外部顧問，比如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以及一些特朗普家族成員——將和特朗普一道完成這一使命。他們都是忠於領袖和任務的「勝利至上」擁護者，目標是推翻所謂的「深層政府」，並以他們希望能夠帶來最大經濟實力和對抗外國敵人的新國內秩序取而代之。

一旦這些人就位，這種任命方式很可能會用於清除被指控為「深層政府」成員的人員，這些人被認為不認同或不忠於這一使命。這種清除將擴展到政府系統的各個部分，包括那些之前被認為較少受到政治 / 意識形態控制的機構，如軍隊、司法部、聯邦調查局、證券交易委員會、美聯儲、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國土安全部、內政部，以及「F 類」政府僱員（特朗普當選總統後希望重新引入這一職位分類，以取消某些政府職位的公務員保護）。幾乎所有總統（與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衆議院及司法部合作）能夠控制的任命職位都將被控制，以確保與特朗普及其新國內秩序目標一致的人到位。在這一過程中，政府內外的幾乎每個人都會被視為盟友或敵人，而特朗普及其盟友手中所有可以使用的權力都會被用來打擊那些阻礙改革的敵人。我認為他們幾乎可以肯定會對美國和世界秩序的變化產生重大影響，那么這些變化將會是什么樣子？

美國秩序的變遷

現在可以清楚地看到，特朗普及其團隊將像企業收購者對待效率低下的公司一樣，改革政府和國家。他們將通過更換人員、大幅削減成本並引入新技術來進行巨大變革。可以聯想到戈登·蓋柯（Gordon Gekko）在他的「貪婪是好事」演講中所傳遞的觀點，但需要認識到，這種方式是由美國總統對聯邦政府乃至整個國家採取的。正如提到的，最近最相似的歷史案例是 1930 年代的極右翼國家。需要明確的是，我並不是說特朗普及其政府是法西斯主義者，也不是說他們會在很多方面像法西斯領導人一樣行事；我的意思是，為了理解那些現在掌控局面的人及其民族主義、保護主義、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導型經濟和社會政策，以及他們對內部反對的容忍度較低且卷入國際大國衝突的行為，可以參考 1930 年代採取類似政策的國家的行為模式。

國家的經濟改革很可能通過工業政策實現，這些政策旨在提高生產力和效率，但對可能阻礙這些政策實施的問題——例如環境保護、應對氣候變化、緩解貧困或促進多樣性、公平和包容——則不會給予太多關注。一些關鍵領域（包括我認為最重要的教育和債務管理領域）可能會被忽視（民主黨也可能會忽視這些領域）。在特朗普與馬斯克的合作關系持續期間，他們將成為新美國秩序的主要設計者和執行者。

此前，這些實體在許多方面受到交易的限制，但未來它們將能更加自由地擺脫政府的約束。這些變化將對金融交易撮合者、銀行和資產管理者帶來非常大的好處，因為資本管控將被放松，美聯儲也將面臨讓貨幣政策更加寬松的壓力，從而為他們帶來更多自由、資金和信貸。這些政策也對支持特朗普的科技公司有利，因為它們將能夠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約束地發展和運營。此外，這些政策對律師來說也是有利的，因為他們將會更加忙碌。我已經看到，這些人正在制定更大的計劃，以便在特朗普政府的執政下比在民主黨政府時期完成更多的事情。

此外，人工智能的監管力度將減弱，而關稅將被用來同時增加稅收收入和保護國內生產商。如果美聯儲繼續堅持降息（盡管我認為不應該這樣做），這也會將大量儲存在貨幣市場基金和其他存款中的資金轉移到其他市場，從而刺激市場和經濟的發展。

另外，美國正在進行一場經濟战爭和地緣政治战爭，並可能與中國以及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等國發生軍事衝突，這種現實將對國內安全和政策產生重大影響。例如，為確保美國在所有關鍵技術領域都有足夠的供應，將出臺政策要求這些技術必須在美國生產（例如，到 2030 年， 20% 的最先進芯片必須在美國生產）或在盟國生產。這需要中央政府採取強有力的措施，並堅持執行良好的能源和監管政策，以確保這些目標能夠實現。

國際秩序的變化

國際秩序將從以下兩種形態之間發生轉變：

a) 現存由美國及其盟友在二战後創建的殘破體系，依賴於全球普遍認可的行為標准、規則以及聯合國、世貿組織（WTO）、國際法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等治理機構；

b) 一個更加碎片化的世界秩序，美國將奉行「美國優先」政策，並明確劃分盟友、敵人和非結盟國家，因為未來 10 年將出現更多的經濟和地緣政治衝突，以及比以往更高的軍事战爭可能性。

換句話說，美國主導的多邊合作時代正接近尾聲，這一時代中，各國試圖通過多邊組織及指導性原則和規則協調彼此關系。取而代之的將是一個更加基於自身利益、弱肉強食的秩序，其中美國和龍國將成為兩個主要玩家，而鬥爭的本質仍是經典的「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對抗（以當代版本為形式）。

因此，以美國為主導的道德和倫理觀念——即什么是「道德」和「倫理」——將變得不那么重要，因為美國將不再是倡導和執行這些原則的全球領導者。盟友和敵人的選擇將更多基於策略性考量，例如可以達成哪些交易。各國的陣營歸屬將成為最重要的問題。

龍國將被視為主要敵人，因為它既最為強大，又在意識形態上與美國最為對立；同時，俄羅斯、朝鮮和伊朗也被歸類為敵人。事實上，中國被廣泛認為是美國的最大威脅，甚至超過國內其他威脅。至於其他國家，本文不再詳細闡述它們的具體位置，但可以說，目前所有國家在某種程度上都被劃分為盟友或敵人，這也將成為處理它們的指導原則。

與此同時，各個主要國家和重大領域的詳細應對計劃正在制定中。所有國家將面臨巨大壓力並被提供機會，以調整其國內秩序，從而與特朗普主導的美國領導體系保持一致；否則，它們將面臨負面後果。

這種兩大強權之間的衝突也將為中立的非結盟國家創造機遇，尤其是商業領域的機會。

這種國際秩序動態的變化也將對發展中國家（即如今所謂的「全球南方」）以及整個世界產生重大影響

全球南方約佔世界總人口的 85% ，可能會選擇走自己的路，因為美國將不再主導一個基於特定理想的全球共同秩序，其他國家也未必愿意追隨美國。美國和龍國將在爭奪盟友方面展开競爭，而龍國通常被認為在爭取非結盟國家方面具有更大的優勢，因為中國在經濟上更重要，並且在運用軟實力方面表現更好。

鑑於國際秩序的這種變化，非結盟國家若能滿足以下條件，將從中受益：

1. 財務狀況良好，即擁有健康的收入表和資產負債表；

2. 內部秩序井然，並且資本市場能夠促進人民和國家的生產力；

3. 沒有卷入國際战爭。

更具體地說，可以進一步闡述以下幾點：

更多的政府影響力

為實現政府目標，即使以犧牲自由市場和逐利機制為代價，政府的影響力也會加大。這將在保守派（支持自上而下的方向）和支持更自由市場的群體之間引發爭論。沿着這條思路，我們應該預期政府對私營市場的幹預將增加，以推動其宏偉計劃的實現，包括重塑經濟和為战爭做准備。因此，成本效率和國家安全將成為政府與「國家冠軍」企業合作的主要目標，而不僅僅是追求利潤，因為僅靠利潤無法實現這些目標。

我們需要關注政策變化，這些變化將決定哪些經濟領域受益最大，例如支持人工智能技術領域的能源和礦產行業。盡管自由市場中會有贏家，但在一些顯而易見的情況下，美國最好的公司可能不足以滿足國家需求（例如在先進半導體領域）。因此，需要與對齊的外國生產商（如臺灣的臺積電）建立關鍵合作關系，在美國生產產品，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對外國對手的依賴。

除了需要在國內生產關鍵技術，還需要生產鋼鐵、汽車和許多其他必需品。這意味着更多的「回流生產」和「友岸外包」。同時，還需應對可能以多種方式切斷供應鏈的潛在破壞風險。

大規模放松管制

為支持成本高效的生產，將推行大規模的放松管制政策。

移民與驅逐行動

移民政策將加強，初期重點是關閉邊境，並驅逐有犯罪記錄的無證移民。

貿易與關稅改革

與美國盟友合作的挑战

在與龍國的地緣政治衝突中，日本是美國最重要的盟友，因此日本目前的政治動態至關重要。其他盟友如英國和澳大利亞雖重要，但不是大國。歐洲力量薄弱，忙於自身問題，並且在此衝突中沒有直接利益；同時，面對俄羅斯的威脅，歐洲離不开美國通過北約提供的支持。大多數其他國家不愿卷入這場衝突，因為美國所爭取的目標對它們的重要性不如對美國，而它們在經濟上更多依賴中國而非美國。非結盟的全球南方新興力量（其中包括中國和俄羅斯的金磚國家成員）是值得關注的國家群體。、

作為世界霸主的高經濟成本

擁有最重要的技術、強大的軍事實力以及軟實力的能力，所需的經濟成本將超過單靠盈利模式所能提供的範圍。因此，如何解決這一經濟現實將需要進一步探討。

降低稅收的必要性

為了保持選民滿意度，同時將資金留在最具生產力的人群手中，需要降低稅收。特朗普及其顧問認為，低於現有水平（約 20% ）的企業稅率將增加總稅收並提高生產力。這種觀點對市場來說是積極的。

對醫療系統的重大改革

預計將對現行醫療體系進行重大調整，以提高效率並降低成本。